父亲的空碗与老房子
父亲于2024年6月1日溘然长逝，享年七十八岁。母亲回忆说，那天傍晚，父亲做好了饭，忽感身体不适。他走到床上躺下，对母亲说：“帮我捏捏颈椎，有点疼。” 母亲帮他捏了一会儿，他便催促道：“你先去吃饭吧，饭菜快凉了。”
母亲离开卧室，才吃了几口饭，心中隐隐觉得不对劲，急忙返回去看。只见父亲已静卧在那里，没了气息。她慌忙打电话给姐姐。姐姐、姐夫赶到后，一边尽力抢救，一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随后又打电话通知我速归。父亲生前身体一向硬朗，他的离去毫无预兆，令我措手不及。接到姐姐电话时，我在昆明玩的不亦乐乎。
等我回到家，父亲已被安置在客厅，换上了寿衣，脸上覆盖着白布。口中按本地习俗含着“含口钱”——红布包裹的米粒大小的银子。他的头发被匆匆剃去，收整在一旁，头皮上残留的发根参差不齐，像是用钝刀子生硬生生割出来的。姐姐告诉我，是急救医生剃的。
父亲走后，母亲时常问我是否梦见过他，我却始终不敢坦言相告。转眼清明将至，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一年，但在我的梦里，他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。
第一次梦到父亲，是在村里那座已经废弃的老房子里。他走了进来，说肚子饿了，让我们给他弄点吃的。我们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，所以就按祭祖的老规矩，在碗里只给他盛了一点点酸菜鱼。父亲看了看，说不够吃。我们又加了一些，他看后还是摇摇头说不够。不知父亲有没有吃，场景便瞬间闪到了客厅，客厅两边整齐地坐着家中亲友。父亲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，显得有些茫然，不知道想干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我和父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——说是在吵，但我其实难受到极点，喉咙像是被堵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可我心里却完全明白我们在吵什么：大意就是他已经去世了，不该再留在这里，应该回到属于他的那个世界去。正当我这样想时，堂屋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竟然活了，像拎小鸡似的把父亲拎起来，直接扔出了客厅！屋外明明是正午，太阳火辣，父亲却抬头望着天，说道：“天这么黑，让我往哪里去呢？” 说完，他又转身走回了客厅。毛主席像见状，再次把他拎起扔了出去。就在父亲第二次被扔出门外的瞬间，我猛地惊醒了。醒来后背心发凉，只感觉那个把他一次次扔出家门的，不是什么毛主席像，分明就是我自己！
第二次梦见父亲，是在家里的某块自留地上。梦中很奇怪，老家的房子像是被整个搬到了那里，还被拆得只剩下一间孤零零的卧室，似乎正准备翻盖。父亲围着那地方四处看了看，茫然地说找不到自己的房子了，然后就带着一脸落寞走开了。我猛地惊醒过来，心里堵得慌，立刻想起了父亲生前的一件事：他曾跟我商量，说想花三万多块钱，把老家那栋废弃的房子好好修缮一下。但我当时觉得，那老房子地处偏僻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住了，就直言表示不同意。自那次谈话后，父亲便再也没有提过修房子的事情了。
第三次梦见父亲，是在老家村口的大门前。家里似乎正操办着什么大事，人来人往，很是热闹，屋前的路边还支起了几个临时灶台，锅里炖着许多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肉。这时，父亲戴着毡帽，穿着厚厚的衣服，佝偻着身子，默默地从路边走过，进了大门。我看到他，猛然想起父亲其实已经过世，便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他，喊着：“啊爹，啊爹，你回来了！” 父亲被我抱得紧紧的，动弹不得，也没有说话，然后我就醒了。这次梦里，父亲虽然没说饿，但我总觉得他是饿了。他那佝偻的身影，和他走过屋前路边时的样子，跟我记忆里的几个片段几乎一模一样：那时他还健在，常常带着年幼的我，去别人家办事的酒席上，就为了能给我讨点难得的牛羊肉吃。
几天前，临近清明的时候，我第四次梦到父亲。具体的梦境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说肚子饿。姐姐曾提醒我，如果再梦见父亲说饿，就做点吃的烧柱香。但我却把姐姐的话给忘了。
我与父亲的关系向来疏离。年少时，这隔阂多少源于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；长大后，则是因为我们父子间价值观的南辕北辙。几次梦里见到他，他合理而简单的需求均未能得到满足，显得那么落寞，连表达意愿时都颤颤巍巍，小心翼翼，一如他生前的模样。他为了几个子女，几乎燃烧了自己的一生，最终换来的，不过是晚年基本的衣食无忧。有时我会沉思，母亲对他，似乎从未真正满意过；我对他，也几乎不曾认同过。他是如何独自一人，默默捱过了这漫长而或许并不顺遂的一生？
母亲与父亲的结合，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包办婚姻。两人成婚时都已二十多岁，在当时算是典型的大龄青年了。大姐出生时父亲23岁，而我降生时，他已是43岁的中年人。自我记事起，母亲的抱怨便萦绕耳畔：父亲对她不好，对姐姐们也不够关心，成天只想着喝酒，家里的农活却不放在心上。看到路边的树木，我会指着说：“这棵适合做椽子，那棵能当柱子，这棵嘛，只能当柴烧了。”每当这时，母亲便会欣慰地夸我：“看我儿子，看到好东西就知道想着家里，将来肯定顾家，不像你那个爹！”耳濡目染下，我将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的歌词改成“世上只有爸爸坏”，还唱给他听。即便在父亲去世前一两年，母亲提及他在地里干活的情形，仍带着不满：“一听到丁点响动就竖起耳朵东张西望，心思根本不在农活上。”
然而，在姐姐眼中，父亲并非母亲口中那般不堪，也并非重男轻女。她觉得，父亲一心想要个儿子，更多是为了完成爷爷未了的心愿。姐姐小时候总爱黏着父亲，追着他去赶集，父亲也总会背着母亲，偷偷塞给她几角零花钱。
父亲为人好客，喜欢交朋结友，也确实爱喝上几杯。外出劳作的路上，若遇上熟人，他总会停下脚步闲聊几句，哪怕让母亲一人先扛着农具走到地头，为此常常惹得母亲怒火中烧。父亲会喝醉是事实，醉了也的确容易误事，但若说他“经常”喝醉，却也有些冤枉他了。在那个连温饱都可能是奢望的年代，又哪里有那么多酒，能让他日日酣饮呢？
我读五年级时，父亲已56岁。经三叔介绍，他去了昆明的呈贡当保安。每月不到五百元的工资，在当时的他看来，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。他对此行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，是曾有一次叫了辆出租车，那一刻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仿佛跻身“上等人”行列。他还提及，他们驻守的工地上曾丢失过二三十个脚手架扣件，小偷一直没抓到。这件事，他直到离开昆明回到县城居住，才敢跟家里人说起，因为他一直担心工地要他赔偿。
从我上初中直到大三，父亲一直在昆明辗转打工。他开过洗衣店，给餐馆洗过桌布，在饭店给人刷过盘子，也曾兼做厨师和守夜人。印象最深的是他给餐馆洗桌布的那段日子，那时我正读高中，父亲已年过花甲。他不会骑三轮车，每天只能拉着一个焊了滑轮的简陋铁架子，步行穿过几条马路，去一公里半外的地方取回厚重的脏桌布。在狭小的住处清洗、晾晒、打包后，再用那铁架子一步步拉着送回餐馆。他嗜酒，喝醉后无人能替他。有好几次，他都是在醉酒状态下，摇摇晃晃地拉着沉甸甸的桌布出门，走到半路实在撑不住，竟枕着那堆桌布睡着了，醒来后再跌跌撞撞地继续赶路。父亲醉酒后步履蹒跚运送桌布的事情，即便过去了十五六年，每每回想起来，仍让我心有余悸。2009年，我远赴武汉求学，父亲已63岁。他找到一份新工作：白天给一户人家做饭，晚上继续为这家人当保安守夜，两份工加起来，月收入仅900元。他烟瘾极大，却极度节省，一个月只敢苛扣出50块钱，买些最廉价的黄烟来抽。
我毕业后，父母搬去与姐姐同住，住进了她学校的集资房里。父亲总算结束了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，但他并未真正清闲下来，依旧每日买菜做饭，接送姐姐的女儿上下学，继续扮演着家庭照顾者的角色。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，等我毕业工作了，他就要到处走走，访访亲友。然而，这个简单的心愿，直到他离世也未能实现。我工作后的头几年，收入微薄，父亲一方面舍不得花钱远行，另一方面也确实被照顾小侄女的日常事务所牵绊。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年，我终于想起了父亲这个尘封已久的愿望时，他却已经老得经不起长途跋涉了。所幸的是，在最后的岁月里，姐姐和姐夫带着他和母亲去了不少地方旅游，甚至还出了趟省。看到父亲为此露出的满足笑容，或许，这已是对他些许的慰藉。
不止一个人安慰我说，父亲走得安详，无疾而终，没有遭受痛苦，这是他一生行善积德修来的福分。这话确实给了我莫大的慰藉。回望父亲短暂却也漫长的一生，他确实与世无争，从未与人红过脸，也从未在背后议论过他人的是非，甚至连诸如顺手摘个路边水果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他都不曾做过。姐姐说得对，父亲的离去，也贯彻了他一生的行事准则：从不给别人添麻烦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他也没有让我们为他端过一次水，喂过一次药。这于子女而言，确是一种“福气”，一种沉重到让人难以坦然承受的“福气”。父亲几乎燃烧了自己全部的生命，才将我们几个子女一个个送出贫瘠的乡村，送进大学校门，送上各自的工作岗位。而我，在他垂垂老矣的晚年，所能回馈的，却仅仅是维持他基本生计的一点点物质供养。每念及此，让我思绪凝滞，无法再往下想。
我承认，过往的岁月中，我对父亲鲜有认同。然而，随着自己年岁渐长，经历了世事浮沉，我日益体会到他所承受的重压、挣扎与深深的无奈。甚至不经意间发现，自己的容貌、神态，竟也越来越肖似于他。
啊爹，您现在…是否已经知晓，那传说中的天国究竟存不存在？倘若真有，您在那边，一切都还好吗？我多么希望它真实存在，希望我们能有重逢的一天。若真能有那一天，啊爹，我定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拦着您喝酒了，我会陪着您，痛痛快快地，喝上一场。
